“子约”是“群学南开”团队为增进师生交流开设的专栏。本期，我们有幸邀请到袁同凯老师与我们分享他的求学历程与学术生活。
袁同凯先生，新疆阿勒泰人，人类学博士，我系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文化人类学理论与方法、教育人类学、少数民族饮食文化、民间信仰研究。
袁老师的课堂点缀着一则又一则田野趣事，洋溢着同学们的欢声与笑语，而作为人类学家的袁老师也如同他讲述的故事那样，天然中透露出丝丝神秘，谈吐中洋溢着浓郁的“西域风情”，散发着阵阵“羊肉串”的味道，深具一种独属于人类学家的魅力。
图
袁同凯老师
01
魅力田野
为有源头活水来：“做了八个月的调查，回来我消化了近十年”
先生，可以讲一讲您觉得最有意思的一次田野吗？
田野其实都有趣。印象最深的、对我来说影响最大的，是在土瑶山寨的调查（年7月，袁同凯赴广西贺州开始考察土瑶社区的学校教育状况）。我在香港中文大学人类学系读书时，导师陈志明先生就建议我从事中国少数民族教育问题研究。经过筛选，我选择了广西的瑶族，但问题是瑶族有很多支系，选择哪一个支系呢？经过大量的文献研究之后，最后确定把土瑶作为研究对象，因为当时我只查到了几篇关于土瑶人的介绍性文章。研究土瑶，至少在资料搜集上我可以先做出些贡献。
那次田野整体来说做得还是比较扎实的。下田野以后我就住在当地人家里，和当地人接触的比较密切，和他们的关系特别好，尽可能地从他们的视角去审视他们的生活，感受颇多，体会也蛮深。我下去时并没有什么明确的想法，只有一些大致的、意向性的想法，想去研究土瑶人的教育与认同问题，但教育这个选题很宽泛嘛，研究教育哪个方面呢？从哪个角度切入教育呢？
在下田野之前只有一些基于前人研究基础上的假设，我待了几个月以后发现，现实情况和我事先设计的调研计划是不一样的，发现研究土瑶人的教育与认同意义不大，而去讨论地方政治权力对学校教育的影响似乎更有价值。于是我就换了一个切入点，想从地方政治权力对教育影响的角度来研究，而且在看文献材料的时候也发现前人对这方面研究不多，前人更多的是从经济、社会文化、家庭和社区这些角度去研究教育问题，所以我就觉得地方政治权力是一个不错的切入点。
人类学的田野调查，鼓励下到田野里去寻找研究问题或研究的切入点，也就是说要到现实中去找“真问题”。现在回头看，这次田野对我来讲意义非常重大，从某种意义上说是这次田野改变了我的生命轨迹，我在土瑶山寨做了八个多月的田野调查，花了近十年的时间，才把那些资料消化完。所以，田野做扎实了，它的回报是很大的，你所得到回报远远大于你的付出。和土瑶人生活的这段经历对我来说是极其难忘的，它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我对生活的态度。
先生，您有一次田野是在新疆哈萨克地区，这也是您的硕士论文田野，那您第一次去做田野的时候有没有什么困难之处？
你们了解我的成长背景就知道，我从小在新疆阿勒泰地区哈萨克族聚落长大，和哈萨克族孩子们在一起玩耍，说一口流利的哈萨克语。我的硕士论文之所以选哈萨克族作为研究对象，除了遵从恩师郝苏民先生的建议之外，另一个原因可能就是懂他们的语言了。当然，我去做调查的时候已经有好多年不说哈萨克语了，但是下去一星期之后就可以开口讲了，毕竟还是有点“童子功”的，只要有语言环境很快就会恢复。
草原上牧民传统上是不吃蔬菜的，直到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我去调查的时候，牧民们仍然是不吃蔬菜的（这种情况现在有所改观）。所以说饮食对我来说是个问题，或许农耕民族的胃和游牧民族的胃的吸收功能是不一样的，游牧民族的胃可以把牛奶里的营养全部都分解出来吸收了，而我们可能就消化得就没有那么好（这纯粹是瞎猜的啊）。所以我在草原上待了不到一个月，因为天天吃奶酪、喝奶茶，吃不到蔬菜，身体就开始受不了。这应该算是一个很大的挑战，但我最后还是坚持下来了，顺利地完成了田野调查工作。这次田野还得感谢同门周亚成（现为新疆大学的教授）的支持与陪同，否则也不可能圆满完成。
先生做了这么多年的田野，经验丰富，您觉得田野最大的魅力在哪里？
魅力.......你总有新的发现。因为田野就像探险一样，那个地方你没有去过，进入一个地方，前面的一切都是未知的，有无数的可能性，这是很具有挑战性的。而且你可能遇到各种各样的人，真的是你想象不到的，没有一次田野是你能够在事前想象的出来的，一切都设计好的田野永远不可能有的！所以，田野它的魅力就在于一切都是未知的，你可能会有各种各样的遭遇。
当然，去乡村做田野也是蛮好玩的。你可以在乡村尽情地享受超级新鲜空气，尤其是在那些受“现代性”破坏较少的偏远乡野，你还能体会到人性的善美，享受到人与人之间纯真的交流。人类学的田野调查可以做得很深入，不是走马观花式的。听人讲述一件事情或在书本上看了一件事情，与你亲自参与过这件事情，对这件事的理解完全是两码事，差别太大，可以说一个天上一个地下，没法比的。所以人类学从业者在讲故事的时候是非常有底气的。为什么有底气？因为他/她亲自参与过。
02
学术理念
灯火阑珊处：“学会看文化的本领”
先生当时为什么会对教育人类学感兴趣呢？
到香港中文大学人类学系之后，陈志明先生是我的指导老师。当时陈先生是人类学系的系主任，他对培养自来大陆的研究生有自己的想法，针对当时中国内地人类学界的发展状况与趋势，他想在各个研究方向或领域都能培养一些学生。师从陈先生不久，他就建议我主攻教育人类学，认为在中国内地教育人类学作为一门新兴学科会有很大的发展空间。于是我便开始接触教育人类学方面的研究，开始熟悉文化教育人类学领域里一些大师级人物如Splindler和Ogbu等人的研究成果；开始学习用人类学的视角、人类学的理论和方法去审视教育问题；开始尝试着把教育作为社会文化境遇中的一个子系统来看待，从教育与社会文化变迁的角度、以文化人类学的整体观和比较方法描述、分析教育现象、教育过程和教育问题，以揭示教育与人、教育与社会－文化之间的关系。
实际上，去香港中文大学人类学系学习之前，我并没有接触过地道的教育人类学论著，可以说是个门外汉，是陈先生引领我一步步地走进了教育人类学的研究领域。我开始慢慢地学会，在遇到教育问题时，不只局限于某些特定的情境、特定的角度进行解释，而会从比较宽广的、全面的社会文化脉络来理解问题和分析问题。如遇到辍学问题、学业失败等问题时，我会从跨文化及整体的观点来看，懂得这些看似简单的问题不仅仅是教与学的问题，而与家庭、社会、学校、社会阶层、族群关系、文化期待、群体历史记忆等因素都密切相关。
先生如何看待从传统人类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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