皖南古代石雕人像初探（上）
朱华东
安徽长江以南地区，尤其是黄山山脉以北的池州和宣城地区，存在较多的人形石雕像[1]，形体大小有别，造型各异，其中两类造型特殊，有异于本地宗教造像及其他陵墓石雕，在周边地区也鲜有报道，因此它们的发现具有较为重要的价值。本文拟在这批资料的基础上，对其源流、族属、性质等问题作出初步的考察。
一、武士型石像与突厥民族
所见的武士型石像有大小两类，体型较大者高1米左右，小者也有60厘米，但造型基本一致，最主要特征为左手握杯，右手持环首刀。其雕刻风格大体相当，均在选定的长方形条石上循石加工而成，人物面部浅浮雕。由于时间久远，石像局部风化较重，但仍可以明显分辨出人像的五官、胡须乃至发饰等细节部位。相比较而言，雕像的身体及背部刻画比较粗糙，衣饰漶漫不清，基本上仅对一些特征点，如上肢、手及握持之物等，进行简单写意雕琢，比例不甚协调。石像下肢及背面基本不做雕饰。如其中的一件（见图一、图二），通高、宽40、厚20厘米，石灰岩质地。圆脸、深目，眉骨较粗，蒜头鼻，上唇胡须不明显，但虬髯浓密，甚至长达其胸部，下颏略尖。从正面观察，雕像前额有一带状箍饰，头顶处微微隆起，头发整齐向两侧披落，两耳似被包裹。雕像右手持一环首刀，左手握方杯。这批石雕人像应代表同一族属，尽管造型有一定差别，但主体特征依旧保留。据造型风格推测此类石像有一定的使用时限，但应该在元明之前。
这批循石造像，风格古朴，与汉代中原一带石雕人像做工近似。中原地区自秦汉以来就流行在陵墓前树立石人等石雕的习俗，后习称“翁仲”。目前发现的最早墓前石人为西汉时期，如石家庄小安舍村出土的一对石像以及昆明池牵牛、织女像。东汉时期陵墓前有较多类似石像发现，这些人物均着典型汉代衣帽，汉族人种，或双手捧立，或手捧他物，也有双手拄剑的形象。但皖南的这几件石像面容和发饰完全有别于此，也与东汉时期的胡人石像不同，如在邹城、青州、临淄发现的胡人像，体型高大，最高2米有余，头或戴尖帽，深目高鼻，下巴尖长，身体作立姿或跪姿。魏晋以来由于佛教的传播，胡人俑大量出现中原及南方地区，其深目、高鼻、多有浓密胡须，头戴尖帽，被认为是胡僧的形象。[2]尽管皖南武士石像有的胡须浓密，眉骨凸出，有部分胡人特征，但无论从发饰、手势乃至容貌上观察，所反映的族属并非典型的胡人形象。
由于在本地及周边地域均无材料可比，倒是在远在千里之外的新疆和中亚等地，有类似石雕像发现（图三）。据相关报告和研究[3]，这种手持刀握杯形象的石雕，被称之为武士型石人[4]，是公元6世纪中叶至9世纪，草原石人的兴盛时期作品，涉及的地域较为广阔，在蒙古、南西伯利亚、中亚以及我国的新疆、内蒙一带的草原地区多有发现，其数量达数百件之多，造型也较为丰富，石人或着翻领长袍，腰挂佩剑或短刀，右手上屈握杯，左手抚剑或握刀。从五官外形看，武士型石人有着较明显的个体形象特征，一般认为属于突厥石人，而这一时期也是突厥人驰骋草原的巅峰时期。草原武士型石像的大量发现与突厥人习俗有关。据《周书突厥传》中记载，突厥人死后，要“于墓所立石建标”，借以“图画死者形仪及其生时所经战阵之状”（《隋书突厥传》），这一点已经得到考古发掘的证实。
草原石像数量众多，各地区乃至地区间的石像都有较为明显的差别，不过一般发现于某个局部区域的成组石像间造型却基本一致[5]。皖南的武士石像制作方式也如出一辙，似乎代表着某一支族群的习俗。总体而言，两地突厥石像有以下几点值得注意。
其一，面部特征。皖南武士石像鼻头粗大，尖下巴，这与草原石像多一致。胡须稠密也是皖南石像的特征之一，在草原石人中，多为八字胡须，髯须者较少见。如在阿勒泰市乔阿梯墓地发现的一件，通高1.14米，椭圆脸，宽鼻，大胡须。从人种学上观察，韩康信认为，中亚及新疆一带公元6-10世纪突厥人种族欧洲人种和蒙古人种兼而有之，多数属于两个人种的混杂，各族群也存在一定面貌差异，有的更偏向蒙古人种。[6]而在现代土耳其，多数突厥人主要表现为白色人种的特征，不过仍保有蒙古人种黑头发、黑眼睛特征，皮肤也介于黄、白之间。在当地的一些山区，也仍可见到一些蒙古人种特征的突厥人。[7]
中亚地区出土的突厥青铜牌饰上的人物形象也可作为佐证[8]。这批武士型人物牌饰广泛出土于中亚各地，均作骑马状，研究者将其分为两个类型，为公元6-8世纪西突厥制作。其中一些骑士圆脸，宽鼻，长胡须，松散的长发长及肩膀或臀部，右手握剑或双手持矛。皖南的这几件造像无论是面容或发饰上与前者相，其代表的人种应属于突厥人。
其二为发、冠特征。披发或辫发或为草原石人的一种表现手法[9]，少数带有冠，如小洪那海石人，披发带冠，正中有重环形圈饰直立冠上。皖南石像的发冠造型与之有一些相似之处，但其并未发现辫发的迹象，其披发造型与南西伯利亚米努辛斯克盆地一处墓地发现的一件石雕像类似，属于公元7-9世纪遗物，这件石像背后也刻有能反映其族属的突厥儒尼文铭文。
其三，仪态特征。这里主要涉及石人持握物品的姿势，纵观草原地区石人像，尤其是武士型石人，基本造型为左手持刀剑、右手握杯，这恰恰与皖南石人相左。在数百例资料中，仅有新疆阿尔卡特发现的一具石像为右手握刀、左手持杯，此外，握剑的方式也有所不同，草原石人刀剑基本挂于腰带之上，处于佩挂状态，上述的阿尔卡特石像仍属此类。而皖南石像则很奇特，三件雕像均将剑（刀）捧握斜交于胸前，而非简单的将武器直握于手中，似与用武器护住胸部，如换成左手持兵器，恐难以达到这样的视觉效果。如此同一风格的背后，或许隐藏有更深层次的原因。
其四，手握之器皿。皖南三件石人像左手均握有小方杯，而草原石人所雕刻的杯基本属钵碗形、单耳杯、高足杯、高脚杯、高颈罐类，方形器皿尚不多见。
其五，埋植方式。皖南部分武士石像底部可明显看出呈楔形，这样就便于直接竖立在土中，与中亚等地的石像底座处理方式一致，如伊塞克湖科罗姆德突厥石像的底座（图三）。而元代的武士像基本都是直接雕刻在石方座之上，可以直接竖立，不需要再栽埋在土中。（图四）
尚有一点需要交代的是，公元9世纪后，草原地区的石像风格出现了明显改变，多由站姿变为坐姿，雕工也越发细腻，由早期的浅浮雕渐变为高浮雕或圆雕形人物造像[10]，无论是人物面部的刻画还是衣冠、鞋帽的样式均有细腻刻画，这是9世纪前草原石雕像很少看见的。这种造像风格在我国一直持续到公元13世纪，此后的草原地区这类武士型雕像逐渐消失。而皖南石像显然没有受到到晚期武士像风格的影响，而基本保留了6-9世纪突厥石像的造像风格。
综上，皖南武士型石像与草原武士型石人相比，按其造像类型和人物风格上看，大致属于公元6-9世纪的突厥雕像风格。但种种差异表明，雕像中的人物或属于突厥人某支部落的人种，其造型也或直接反映了这支部落的风俗或信仰。
皖南发现的突厥武士型石像，远离北方草原数千公里，却在皖南发现，这与突厥人南徙密切相关。
突厥是活跃在公元6-8世纪的北方草原地区的一只游牧民族，公元年突厥分裂为东西两部，以阿尔泰山为界，各霸一方区域。隋末唐初之际，东西突厥势力曾一度控制整个东北亚地区。据《隋书》记载，东突厥的势力范围大体上“东自契丹、室韦，西尽吐谷浑、高昌诸国”，与中原王朝摩擦不断。唐初，两部突厥又先后为唐所灭。
东突厥灭国后，其遗部除部分向西迁徙外，多南下降唐，其众多达十余万人。公元年，唐太宗采用中书令温彦博的建议，“全其部落，顺其土俗，以实空虚之地”，“因其归命，分其种落，浮之河南衮、豫之地，散属州、县，各使耕织，百万胡虏，可得化为百姓。”[11]，并优待安置诸部落酋长，“其酋首至者，皆拜为将军、中郎将等官，布列朝廷五品以上百余人，因而入居长安者数千家”[12]。唐安置突厥降部的具体措施是在漠南设置羁縻州府，其中河南置北宁、北安、北开、北抚四州[13]，其地望在今陕西、内蒙一带[14]。但文献记载的突厥安置地似乎并没有南下到淮河流域及更南的区域。至开元十年（）,康待宾之乱平定后,唐徙河曲六州残胡五万余口于许、汝、唐、邓、仙、豫等州,“空河南、朔方千里之地”[15]，尽管在“（开元）二十六年，自江淮放回胡户”，但也不排除部分六州胡仍残留江淮一带的可能。
安徽沿江一带矿产资源丰富，自先秦以来一直是重要的铜矿采冶基地。自六朝起，地处贵池一带的“梅根冶”即是江南地区盛极一时的铜矿采冶与钱币的铸造中心。[16]由于远离中原战事，相对而言“山溪源远，人迹罕到”，加之又有一定经济基础。自安史之乱后，皖南地区一直成为北方移民的重要地区之一[17]，也“集中了最多数量的移民”[18]。这些移民中，除了有逃避战乱的仕宦和沉重赋役的民众外，还有不少随各派武装力量南下的移民。而唐末五代时皖南地区就有两个地点由于移民多而著称，其中一个就在是池州建德，另一个是歙州西南的黄墩。北方的这些“衣冠士族避难于此，皆获免焉”。[19]上述或许是该支突厥部落南下皖南的原因之一。
上述可知，皖南突厥人或为唐代东突厥的后裔，由于政治或战乱的原因，自北方迁居于皖南一带，而唐代中后期可能是这支突厥人自中原迁徙的主要时间段。其部往皖南的迁徙，或许从一定侧面证实了文献中“六州胡”南迁黄河以南的史实。而皖南的这批武士型石像其功用应该是突厥遗族竖立于墓前的“石像生”。
（作者系安徽大学历史系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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